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革命的阶级变身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变迁，制宪开始;其次，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经由修辞粉饰的意识形态进入宪法文本，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维持认同和政治正当性的功能部分转移给宪法。
行政机关无论以何名义动用优益权，虽无过错，也必须对相对人由此遭受的损失进行相当的补偿，以达到一种相对人在金钱上没有损失的状态。[40]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533号之《解释文》(2001年11月16日)。
德国学者毛雷尔认为：合同当事人的法律身份并不重要。在我国，恰恰是在涉及公共财物的合同纠纷中，情势变更导致的毁约现象最为严重。所称政府合同，实际涵盖了民事合同和行政协议两部分，即使是民事属性的政府合同中也涉及到公共利益、行政任务、行政权力的内容，这与美国政府合同的内涵和外延多有契合之处。在民商事交易中，大公司和小公司在事实上也是不平等的，但可以缔约，他们之间的平等是诺贝尔经济学家布坎南所说的平等对待不平等的人。[56]譬如，政府采购合同，属于私权关系的民事事件。
100年来，我国学者十分警惕缺乏民主机制的行政权力的恶果，认为行政合同缺乏平等性将导致不正义。胡庆馀堂祖产所有人志森申诉军政府行为违法，民国政府内政部遂作出返还财产给志森的行政处分。肯认《民法》第715条第1项但书所定雇用人免责的情形极为少数，在此现状下，如广泛认定公务员（即民间事业者的受雇人）的过失，雇用人所负的赔偿责任可能变得过于严格。
亦即，私人的行为例外可认为公权力行使的情形，必须是公部门委托其执行以实现公益为目的的行为，[27]且可解为公部门已决定因该私主体的违法行为发生损害时自行承担责任者。如此，私人的行为，法律上与实现公益的公共团体其具体权限与责任密不可分时，公共团体应对私人的行为负国赔责任。可以说自2015年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都掀起了一波PPP的热潮，在PPP的运用越来越受广泛的今天，因私主体执行公任务发生侵权案件时，其国赔责任究竟如何归属，与公部门自己执行有无不同？例如私主体在兴建公共设施过程中导致路过民众受伤，或是独居老人在政府委托经营的养老机构中被虐待致死，究竟应由公部门或受托私主体担任国家赔偿的义务机关，其判断标准为何？这些都是在研究PPP的时候，不可忽略的重要课题。具体而言，民间事业者的受雇人引起损害时，其于执行业务的过程中如有故意或过失，该事业者亦应负作为雇用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因此，宜如下方式解读本件判决：亦即，县对需要保护儿童具有的具体权限与责任，与社会福祉法人对需要保护儿童所为的行为，二者法律上无法分开，因此，最高法院肯认社会福祉法人职员的行为系属县的公权力行使而肯定国赔责任。基此观点，应回归到侵权行为责任的基本原则，而按个案检讨共同侵权行为责任的成立与否。
[10] 原田大樹・本件判批・法政研究74卷2号（2007年）122页[10] 本件判决的论理结构特色可归纳如次：第一、法律上虽未明文规定在儿童养护设施对需要保护儿童所为的养育与监护行为系属都道府县的任务，惟最高法院斟酌儿福法诸规定及其意旨，肯认其属都道府县的任务。而且，该受雇人该当于《国赔法》第1条的公务员而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负有国家赔偿责任时，此国赔责任与该民间事业者所负的雇用人责任间，因在公私协力的案件中一般存在关联共同性而成立共同侵权行为，二者成为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而分担赔偿责任。1998年，X受到设施内其它4名儿童的暴力行为而产生重度后遗症。
尤其，与本案件相反，指定机关拒绝交付确认证书时，《建筑基准法》并未规定地方公共团体应参与该程序，如采最高法院见解，则有可能此情形下建筑主以拒绝处分违法为理由请求国家赔偿的被告亦成为地方公共团体，此种结果是否妥当，实有疑问。[7]依此旨趣，国家或公共团体以外的受雇人对第三人造成侵害，且其行为该当于国家或公共团体的公权力行使而国家或公共团体对被害人基于该项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者，此时应认不仅该受雇人个人不负《民法》第709条的损害赔偿责任，雇用人亦不负《民法》第715条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为判断是否得依该项规定为诉之变更，先须认定该处分相关的国赔责任归属于何人，因此，本件裁定实包含国赔责任归属主体的认定[17]。[23] 米丸恒治・本件判批・民商法雑誌133卷4・5号（2006年）283页、［日］山本隆司「私人の行為による国家賠償（2）」法学教室343号（2009年）95页。
因此，该制度上，地方公共团体并非作成事前的最终决定。由此观点以观，尚难认为地方公共团体与指定机关间的权限与责任在法律上密不可分。
第二、判断是否该当于公权力行使时，法院对委托人（都道府县）的指挥监督权尚未赋予决定性意义。然而，本件诉讼系属中，已为本件建筑物的完工检查，因而撤销诉讼的诉讼利益消灭，X等人遂依《行政诉讼法》第21条第1项，声请法院许可将原诉讼标的变更为对横滨市请求因本件违法确认行为而生的损害赔偿诉讼。
[28] 山本隆司「私人の行為による国家賠償（2）」法学教室343号（2009年）100页。因此，就指定机关所为的确认行为，对标的建筑物有权限确认的建筑主事，应解为《行政诉讼法》第21条第1项所定‘该处分或裁决的事务所归属的国家或公共团体，故抗告人确为本件确认事务所归属的公共团体。相同见解请参照杜仪方：《公私协作中国家责任理论的新发展——以日本判决为中心的考察》，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3期，第39页。既然如此，指定机关所为的确认事务，与地方公共团体的建筑主事所为的确认，皆属地方公共团体的事务，而该事务归属的行政主体，应解为对该确认标的建筑物有为确认权限的建筑主事所属的地方公共团体。对此，本件建筑物的邻近居民X等人主张该确认违法，对Y提起本件确认的撤销诉讼。（二）摘录内容 驳回县的上诉。
决定层面的公私协力，则以受托事项是否原归属公部门的事务为断。[23] 五、结论 米丸恒治教授认为：《国赔法》是建立在单纯的行政模型之上而订定规范，尤其该法第1条规定系设想由国家或公共团体及其公务员所为的侵权行为之古典性规定。
[25]公私协力，系公与私相互调整其目的或关心的差异而共同达成目的之现象，既然如此，其过程中所生损害之赔偿，亦应以共同负担赔偿责任为基本原则。[9] 山本隆司「私人の行為による国家賠償（1）」法学教室342号（2009年）61页。
刘宗德：《公私协力所生国家赔偿责任归属之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8页。[26] 米丸恒治「行政の多元化と行政責任」磯部力＝小早川光郎＝芝池義一編『行政法の新構想Ⅲ』（有斐閣、2008年）314页。
[20] 第二、指定机关制度的意旨在于，减轻地方公共团体对确认检查的劳力而将重点移至事后审查，为此目的，将事前的确认检查事务任由民间事业者的竞争，并缩短建筑主确认检查所需时间。该项规定，行政处分的撤销诉讼得变更为以处分或裁决相关事务归属的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为被告的损害赔偿或其它请求。[27] 依台湾地区学者主张，且须私主体对其所执行的任务为公权力已有客观认识。[22] 总而言之，地方公共团体并无理由对指定机关所为的行为负国赔责任，其所负责的范围，应限于监督过失或在审查程序中的审查错误等起因于其本身行为的责任。
[20] 山本隆司「私人の行為による国家賠償（2）」法学教室343号（2009年）94页。文章来源：《财经法学》2017年第1期。
Y基于该条规定，对预定在横滨市内兴建的公寓（以下称本件建筑物）的计划为符合建筑基准相关规定的确认。[2] 山本隆司：《日本公私协力之动向与课题》，刘宗德译，载政治大学法学院公法中心编：《全球化下之管制行政法》，元照2011年版，第302页。
[13] （四）民事责任 最高法院否定Y负《民法》上的雇用人责任，对此学说的看法不一。尤其令人担心者为，是否因免除民间事业者的责任而发生道德风险？例如，倘若设施长本身对儿童虐待的发生与有过失，在其与被害人的关系上个人并无责任，仅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发生内部求偿问题而已，此种结果是否妥当，实有待商榷。
此时，依私主体的组织型态、受托业务性质及与公部门分配角色的态样，私主体亦对因指挥监督的懈怠或组织体系的问题所生的损害，依《民法》§709规定可能负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国赔法》第1条的基本思想在于，将赔偿责任集中于组织化程度极高的公共团体而分散损害，且该赔偿责任与公务员个人的赔偿责任予以分开，不得采取根本违反此制度意旨的解释。第一审（横滨地方法院2004年6月23日裁定）予以许可，第二审（东京高等法院2004年10月5日裁定）亦同。但我国《国家赔偿法》并未如日本设有公共设施管理不当导致人民受到侵害的赔偿规定，因此本文的讨论仅以公权力行使导致人民受到侵害的类型为主。
由此可知，本件的直接判断对象，在于可否依《行政诉讼法》第21条第1项为诉之变更。摘要: 公私协力的研究与实践近来在我国形成一股旋风，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部分行政任务移转由私主体执行后，如有侵权行为发生，国家赔偿责任应归属于何人？对此，日本最高法院依公私协力态样类型而有不同判断标准：执行层面的公私协力，提出任务、资金来源及权限三项考虑因素。
[26] 山本隆司教授认为：关于《国赔法》上公权力行使宜如何界定，应由适用《国赔法》的法律效果出发，订立其判断标准及要件：第一、由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异于由全体纳税人分担。1990年代初期受到经济发展停滞影响虽一度终止民营化政策，但后期开始扩大民营化概念，并采多元民营化手法，尝试引进民间创意、专业与技术。
其二、按私主体所为的行为性质或公部门监督私主体的强度，该行为可解为公权力的行使。如此，私人的行为，法律上与实现公益的公共团体其具体权限与责任密不可分时，公共团体应对私人的行为负国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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